中文系大學(xué)生自然是要讀陶淵明的，但在改革伊始，人人進取的年代，對這位成天只知采菊東籬、有酒自斟的“中國第一大隱”，著實有幾分不屑。不就是官場不得意，跑回鄉(xiāng)下說朝市的葡萄酸么？比起杜甫的“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”來，簡直不啻天壤之別。自己發(fā)發(fā)牢騷倒也罷了，連累后代文人也群起效尤，動輒“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，或上山，或下鄉(xiāng)，或寄跡山水，或結(jié)廬而居。清代有個袁子才，居然放著好好的官不做，用官位換來個破園子（隨園），在里面娛情養(yǎng)性。
這不都是陶老夫子帶的頭么？
觀念上的偏滯，決定于生活底蘊的淺薄。在經(jīng)歷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風(fēng)雨后，在世紀(jì)末的今天，重讀陶淵明，卻如春風(fēng)化雨，荒漠流過一股清泉，胸中涌出一片綠洲，喧囂的塵世漸漸遠去，清涼之氣令人塊壘頓消。放逐靈魂，讓其在浮躁不安的軀體中逸出，穿越時間隧道，在陶淵明的南野田園里飄蕩，與寂寞的詩魂傾心交談。這才明白了許多人生道理，也才知道陶淵明的出仕與退隱，皆因不得已而為之。
且讓我們聽聽陶夫子的自白：“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誤落塵網(wǎng)中，一去三十年。”一個“性”字，一個“誤”字，道出了本質(zhì)所在。俗云蘿卜白菜，各有所愛，又曰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陶淵明依戀山水，曠性任達，應(yīng)該說是一種稟賦。他自己就說：“少學(xué)琴書，偶愛閑靜，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，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(fù)歡然有喜。嘗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臥，遇涼風(fēng)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”這是一個天性熱愛自然，不喜奉迎的人，置身名利場，無異于籠中之鳥，又有何快意可言？生命的本質(zhì)在于順應(yīng)自然，享受自然，在與自然的親吻中，生命才釋放出無窮的活力。陶淵明因“誤落塵網(wǎng)”所失去的，恰恰是生命中最本質(zhì)的東西——本我。
陶淵明也算是名臣之后，曾祖陶侃是晉朝的開國元勛，官居大司馬，封長沙郡公。祖父、父親都做過太守一類的官。只是到他出世后，父親早亡，家道中落，“弱冠逢家乏，老至更長饑”。迫于生計，二十九歲時出仕，先后做過州祭酒、參軍一類科級副科級干部，因內(nèi)心矛盾曾幾度中輟。
四十一歲時，堂叔陶夔“因余家貧，遂見用于小邑”，作了彭澤縣令（處級）。但到底是性情中人，做不出卑躬屈膝、茍且鉆營一類事體，竟然不肯束帶迎接前來檢查工作的督郵大人，還說什么“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(xiāng)里小兒”。得罪了領(lǐng)導(dǎo)，能有他的好果兒吃么？所以縣令的寶座還未坐熱（八十多天），就自動去職，回到鄉(xiāng)下過他的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、“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”式的農(nóng)耕生活去了（在世人看來，縣令已是難得的肥缺，就是犯了錯誤，換個地方還可以再做嘛，有官不做，十三點?。??！稓w去來兮辭》記其回歸時的心情：“舟遙遙以輕揚，風(fēng)飄飄而吹衣，問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乃瞻衡宇，載奔載欣。”簡直就似從牢籠放歸一般。“久在樊籠里，復(fù)得返自然”，一個“返”字，概括了陶淵明從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——“非我”，向自然——“本我”的回歸歷程。
陶淵明自義熙元年（公元405年）四十一歲時從彭澤令任上退隱，到他六十三歲去世，終身不復(fù)仕。二十多年間經(jīng)歷了喪妹、火災(zāi)、荒年等一系列打擊，甚至以乞討度日，生活的艱辛可以想見，亦并非如論客們所欣賞的如何日日有酒，如何悠閑適意。但詩人自有詩人的風(fēng)骨。統(tǒng)治者曾于他四十九歲和五十四歲時兩次征他為著作郎，均不就。江州刺史檀道濟上任后親自帶著米肉去看望他，也算是禮賢下士了。但陶夫子不買賬，將其米肉揮而去之。他也曾慨嘆“田家豈不苦？弗獲辭此難”，但他仍“不以躬耕為恥，不以無財為病”（蕭統(tǒng)語），即使在煙火不舉的困窘時刻，也無怨無悔，摯著地堅守著他的精神家園，將人格與自由視為生命的本質(zhì)二元素。
“放意樂余年，遑恤身后慮”，沒有人格與自由地活著，寧可死去。即便是死，在他看來也是一種自然的回歸：“嚴(yán)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”、“死去何足道，托體同山阿”。詩人以生命的火焰燭照著他的人生里程，用杯中物消盡心中的塊壘，而化作一篇篇珠璣般美麗的詩章，給后人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，更給后世的文人們留下有益的啟示。
或曰陶淵明逃避現(xiàn)實，消極處世，不足為訓(xùn)。那么他所生活的東晉是一種什么樣的現(xiàn)實呢？政治腐敗，社會動亂，門閥勢力飛揚跋扈，地方軍閥桓玄、劉裕先后作難，兵火頻仍，可謂亂世。俗云亂世出英雄，可陶淵明作不了英雄（文人們恐怕都做不了這類英雄），與其汩其泥而揚其波，做一個幫兇，從權(quán)力斗爭中分一杯殘羹，倒不如守住自我，苦中作樂，也博得個能上能下、能官能民的美譽。江盈科就曾說陶淵明“人非六朝之人，故詩亦非六朝之詩”，的確道個正著。舉世攘攘，皆為利往。能超然特立于一個時代之外，真正順應(yīng)生命的本質(zhì)要求，非大知大賢之人不能若此。
與陶淵明同時、并稱“潯陽三隱”的周續(xù)之、劉遺民，不就以講授禮儀為名，回到統(tǒng)治階級那兒去了嗎？沽名釣譽，貪餌吞鉤，似乎是文人積習(xí)，君不見奴顏屈膝、賣友求榮之文士乎？君不見“一闊臉就變，所砍頭漸多”，且整人較“大老粗”們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文士乎？至于那些自稱圣賢的假道學(xué)們就更無足掛齒了。
伊人長已矣，唯有古月照今塵。歷史是一面鏡子。先哲們構(gòu)成了歷史。
今天的文人們學(xué)不了陶夫子，因為人類社會的發(fā)展已經(jīng)起了質(zhì)的變化，但這絲毫不意味著陶淵明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輝，他獨特的藝術(shù)個性以及作為偉大詩人的品格，仍然深刻影響著并將繼續(xù)影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。在紅塵滾滾、人欲橫流的時代，世俗的誘惑是無與倫比的，但能潔身自好，守住良知和人格，也算偉大。陶淵明的魅力和他作品的美學(xué)價值，我想也正在于斯。當(dāng)然，那些“上班隨著輪子轉(zhuǎn)，中午圍著桌子轉(zhuǎn)，晚上跟著裙子轉(zhuǎn)”，并以“收禮不受賄，跳舞只摸背，進了夜總會，晚上回家睡”自許的雅士們是不甘如此寂寞的。
陶淵明是寂寞的，但寂寞也是一種美。
